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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石门山两石刻的“超写实”现象谈起

更新时间:2020-02-21 09:50:46 作者:陈晓春
内容提要:

    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是一种“写意”的艺术,这一观点到今天还是被许多人所认可的。本文从作者对我国重庆市大足县石门山石窟石刻的考察发现入手,呈现石门山石窟其中两件石刻“千里眼”“顺风耳”的“超写实”特征,然后在比较中西方艺术的视野中,从石刻的表现手法与特色入手,对这两件石刻进行分析,揭示石门山两石刻出现“超写实”特征之缘由,以启示现代雕塑艺术之创作。

正文:

    “超写实”为现、当代西方美术史中的风格概念,从最初的发端到今天的成熟,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超写实”是兴起于美国及欧洲画坛,部分画家将物像描绘到毛发毕现程度的一种画风。针对这样的写实艺术风格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传统艺术是一种“写意”的艺术,这种判断相对来说是准确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艺术风格的产生是与中国所经历的文化历史密不可分的,而其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是“天人合一”的东方自然哲学观,所决定的世界观与艺术观使然,因而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大多的艺术作品凸显着“取其‘意’,而忘其‘形’”的艺术特点。然而,在中国的传统雕塑艺术中,并非因为追求“意”而忽略了“形”的表现。笔者在重庆市境内的大足县的石门山石窟中,看到一组表现手法与众不同的雕像——“千里眼”、“顺风耳”其表现内容细致的触及到肌肉、骨头、血管。不仅神形兼备,甚至到了几乎是“超写实”的程度。引起笔者对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兴趣和探索。

    “千里眼”、“顺风耳”为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的人物角色。石门山石窟将这两个神化人物刻在窟外,引人注目,然而为何将此石刻置于窟外?这与众多石窟有什么不同?据当地文管所同志介绍,此石窟为一佛、道教混合窟,创建于宋绍兴十七年(1147),是一名叫“杨伯高”的为其父“杨文忻”所造,前后共修两次,第一次刻的是玉皇大帝龛,第二次刻的是“千里眼”与“顺风耳”这两个小神,两次相隔一年,主题是玉皇大帝下凡体察民情。因为此窟不是正式组织筹建的摩崖造像,所以在整体上没有任何规划。正因为是民间私人组织自发落成的,所以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心情很放松,没什么压力,能尽其所能。宋代是中国绘画历史上最写实的时期,通过当地文管所同志的介绍就明确了这组石刻的背景来源。“千里眼”、“顺风耳”吸引人注意不仅在于它的历史背景,更在于它的表现手法。

    “千里眼”、“顺风耳”两者在其表现手法上有许多与别的石刻作品不同和极具特色的地方,笔者将它归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在人物姿态上,中国古代石刻的护法、天王、力士等,多以比较大的动态来表现。“千里眼”与“顺风耳”在保证其威严性的同时又不失人性的动作。两腿张开,真实而有力。七个头所占的比例也得到了很好把握与运用。在整体比例上,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好多古代体量较大的雕塑作品都是头大身子小,这是因为当时这些造像不是我们今天这样一眼望去的,当初这些造像前都是有建筑物的,都是在殿堂之内被供奉起来的,人们要站在佛像的正面或跟前,以仰视的一种视角去膜拜佛祖的,为了平衡视觉的透视关系才刻意的加大头部的体量,这样才能达到仰视时视觉的平衡与统一。而在石门山石窟就能看到这两件完整的符合日常人体比例的造像。

    第二点,“千里眼”与“顺风耳”在整体表现与空间的处理手法上达到了在“有限”的空间“无限”的延伸的艺术处理效果,采用浮雕与圆雕相结合,将圆雕的立体空间与浮雕的二维空间很巧妙地运用于一体。头部造型为四分之三侧的特高浮雕。“千里眼”头向右看,“顺风耳”头向左看,保持着传统的对称形势。“千里眼”头部的丝巾与“顺风耳”的腰带由前向后,由近向远飘去。圆雕与浮雕的处理手法衔接自然得体,处理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第三点,“千里眼”与“顺风耳”所表现的形象、服饰都得到了很好的处理,也就是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统一。“千里眼”的双目圆睁,眉头紧锁,似乎看透世间的真真假假,口部大张,仿佛在叙述着人世的善恶,身着一身软甲,如穿山甲一般能穿透任何阻碍物,内穿一件薄衣,短小精干;“顺风耳”的头部更具特色,眼大,但无“千里眼”的有神,头部整体感似猪头,虽有部分面部的损坏并没有使整体感观下降。何以将之比做“一猪头”?笔者猜测,因为“顺风耳”要靠耳朵来听取信息,当时人们接触到的动物中只有猪耳大,所以,一个酷似猪头的形象在“顺风耳”听取远方信息的这个目的中,具有不可替换的功用;“顺风耳”身上只有几条丝带的缠裹,服饰简单,体表大多数裸露,而且肌肤紧绷,这样的处理使“顺风耳”还可以依靠裸露的体肤在风中去感受更多、更细的信息。这两个石雕作品的形象与服饰的处理可以说别具匠心,恰如其分,使形式与内容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第四点,在裸露肌肤的外表处理中,可以看到这组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古代雕塑作品中有裸露肌肤的汉俑,有各朝各代不同风格的力士与天王,多以大体量、大体块的肌肉组合出现,而这种肌肉的组合,也是中国艺术审美的一种体现,只在乎肌肉的丰满与力度,而不在乎肌肉的解剖性,不在乎是否合乎物理性。但这对石雕作品的外露部分可以说看不到传统雕塑中对发达肌肉的处理手法。手、腿、臂几个裸露部分在表现中有与传统模式不同的表现手法。“千里眼”左手臂上桡骨、鹰嘴突的突出,使肌肉解剖性在这里有了明确的叙述,在饱满的体积上刻上一条线,艺术效果既统一又具体;腿上的肌肉在稍有变化的基础上,增加了几条线,使腿部的肌肉结构有了体现,但整体又不显得紧张。“顺风耳”的左臂残缺了,但右臂三角肌、肱三头肌、肱二头肌几组大肌肉都有是明显的体块表现,腿上突出的肌肉团块具有极强的紧张感。两个石刻作品在处理中,“千里眼”在膝盖突出的体块中刻了一条线,“顺风耳”在膝盖突出的体块中刻了个“人”字形,既统一,又有变化;膝盖以下小腿的处理,有小腿骨和肌肉的穿插走向,耐看又不抢眼;岁月侵蚀,使脚踝骨的结构依然清晰可见,脚弓与脚腕衔接自然;手的处理细致写实,手掌与指头的体量比例协调明确,与写实手的处理无异。在外露的体表与肌肉的衔接处出现了一条条、一组组具有“超写实”意味的血管,这种表现是工匠们通过细心的观察,将客观存在的事物表现出来,是为了加强更加真实的视觉感观,为了减少两个石刻神像的迷离色彩,更加地贴近人们所见到的客观事实。古代艺术家们用自己的艺术才华,将人体本身所具有的血管,用装饰的手法,在两个石刻的体表与肌肉的衔接处进行了表达。这组作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作品,在以往的资料中未曾有过专题报道,笔者个人认为这组石刻作品是中国古代艺术中,具有中国艺术特色的“超写实”作品。

    中国古代艺术与西方艺术是两条线,西方讲科学性、讲究客观事理,而中国讲“意”讲“气”。纵观中国历史留下来的丰富遗迹,我们发现,并非事事如此。中国也有着自己的“写实”作品。在中国古代雕塑作品中,距今两千年的秦朝就有了与真人一般比例大小的陶俑,只要在西安生活过的人看到兵马俑的时候都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为什么呢?拒笔者观察这些陶俑的形象分明就是本地人的形象特点:单眼皮;鼻骨不高;颧骨处偏圆;鼻头扁圆;五官起伏不大等,这就是标准的“关中人”。在那个时期,雕塑家们能这么细致的观察生活中的形象,不能说中国没有自己文化背景下的 “写实”性雕塑作品。“顺风耳”与“千里眼”这组石刻作品也遵循着真人一样的比例,除了具有特定的形象外,更可贵的是突出了血管等这样的细节表现。追忆以往的作品,不难看出这是在本土思想上发展的“超写实”。作为西方“超写实”的雕塑作品,西方艺术家们也仅仅是表现到血管这一程度的刻画,中国古代艺术家也已达到,以上所述可证。

    有人说中国的艺术作品还是没有西方的艺术作品具有真实感,主要是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不讲求解剖。其实,中国古代艺术家是懂得解剖的,只不过这里的“懂”是包含着艺术大道的“懂”而不是表现化地解剖。东西方艺术的区别在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才使艺术家的风格与表现方法有了不同。我国古代的祖冲之将圆周率都能计算得如此精密,同属一个文化国度的艺术家就不能像外国艺术家那样认真的观察对象吗?中国艺术家的眼睛看不出高低胖瘦吗?出问题了吗?不论东方西方,西方的艺术家的眼睛并不见得比中国艺术家的眼睛高明,西方艺术家能看出自然界的长短高低,而中国的艺术家不但也可以看出自然界的长短高低更注重形式的不同,而且更深刻的领悟其神韵!中国艺术家对过于表白或一目了然的作品不加以追求,因为,没有内涵和更多想象空间。艺术作品要求有“意”,有“气”。如西方的小天使长着一对鸟一样的翅膀,才能飞的起来,而我国古代创造的“飞天”,艺术家们仅凭几条丝带就能让“飞天”自由飞翔。所以过于模仿自然的艺术作品在中国古代是不会被称之为佳品而为人们追崇的。艺术家的可悲在于只会摹仿不会创造。中国艺术家在不用“翅膀”的“帮助”下,而达到了同样的艺术效果,强烈的体现了中国艺术于西方艺术的差异。这一切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重“意”重“气”的艺术土壤中,“千里眼”与“顺风耳”能达到西方“超写实”作品所关注到的那些细节,难能可贵。

    艺术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从全球范围看来,做为东西文化两条线,其艺术发展的过程与社会制度的发展格局也有其相似性,都有着原始、封建等不同时期的艺术追求与理念,在艺术种类中也有着相似或相同的种类。如国画的大写意与西方的抽象主义,这就是一对很相似的艺术种类,追求的都是“意”,但手法不同,在“意”上由于文化的不同必然存在着差别,这就是相似;陵墓的石刻与西方的神像,一样是为了纪念,这是相同的;再用“千里眼”、“顺风耳”的“超写实”与西方的“超写实”作对比,表达程度也有其相似性,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东方,的确给我们的古老文明带来不少新鲜血液,西方艺术有其精髓之处,但艺术应是一种融汇,是一种对自我的提高与肯定,中国艺术没有了民族性那将是多么可怕。“艺术只有具有区域性、地域性、民族性的才是世界的”每个从事美术事业的人对这句话都不陌生,无论是在教学体系中,还是对艺术形式的宣传,都是在对西方艺术加以肯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现在的美术教育体制一直是学习苏法的教育体制,我们整天沉迷于结构的精准和写实性上,然后再让你高出于生活体现个性与自己的艺术表达语言,这样绕圈对吗?对的!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正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制度使我们没有机会来感悟自己本民族的造型理念,使我们在艺术这块园地里失去了自己本民族的秧苗,致使我们对传统的造型理念有了很大的疏远于偏激。

    我们只有在看清本民族的,参考着外来文化的这种状态下,才能把本民族的艺术之花培育成功。我们的先辈在追求艺术的真谛中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的优秀作品,有许多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与提高。“千里眼”与“顺风耳”的“超写实”现象,提醒我们每一位身居繁华都市中搞传统雕塑创作的艺术家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雕塑,重新体会东方文明,重新关注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与艺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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